如何走出大政府的財政窘境?德國公廁給台灣的啟示

年金改革的議題,不論談所得替代率、負擔率、退休時間,總而言之,都是分配問題。而分配這回事最令人為難的,就是它是個零和遊戲。有人要多領、總得有人少領;有人想少繳、總得有人多繳。

年金改革固然是燃眉之急,非得解決不可,但退一步看,面對政府的財政壓力,如果我們總是在分配的圈圈裡打轉,終究是個死局。

如何走出這個死局?我們不能把眼光都擺在政府預算的分配上頭,東挪一塊、西挖一勺,想要政府來討好、滿足所有人的期待。這是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大政府思維遺毒。

進入民主時代,我們應該要調整對政府的期待。不是期待政府用政策資源來解決所有問題,而是要善用政策槓桿啟動民間的活力,讓公民自發組織、互惠交易,來協助彼此解決問題。所以我常說:民主時代,我們要有大公民思維。

正是順應著這樣的思維,在日前的總質詢當中,我針對所得稅,提出「長照險扣除額」的概念。怎麼說呢?讓我先賣個關子,談談德國的廁所。

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,但商業模式千變萬化
說到歐洲的廁所,大家的印象都是一板一眼的「使用者付費」。這事情好像理所當然,興建、維修、清潔,都要用人力、花資源來處理。既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,使用者付費好像就是必然的出路。在台灣,我們也不時聽到有人主張使用者付費,好像這樣才是進步。

可是在德國,這種使用者付費的模式,開始有了改變。大量美侖美奐的公廁,免費讓人使用,而且還非常整潔、用品一應俱全。如果在台灣,這肯定是政府花了大把預算,才能維持免費開放。可是在德國,政府一毛錢也沒出,經營這些公廁的,居然是私人公司。而且這家瓦爾公司,每年還靠這些公廁賺進大把鈔票。這到底是怎麼辦到的呢?

說穿了其實不稀奇,瓦爾公司標下公廁經營權之後,先是投資在設計和使用者體驗上,把公廁變成很潮的事情,甚至成為觀光景點。有了流量之後,回頭再向大廠商兜售廣告版位,從外壁、內牆、衛生紙,無一不賣。甚至和電信公司、周圍餐廳合作,幫忙宣傳賺回扣。儼然把線上免費的商業模式,搬到了現實生活當中。

退一步看。使用廁所的人們,雖然沒為廁所掏錢,但是出賣了他們的注意力和潛在消費力;廠商也不是冤大頭,歡歡喜喜掏出大把鈔票,是衝著更多的商機。而瓦爾公司居中穿針引線,靠著媒合雙方的供需,每年賺進三千萬歐元。這不是什麼免費午餐的奇蹟,而是精打細算的商業模式創新。

商業模式組合的千變萬化,是習慣一板一眼的政府難以企及的。如果以台灣習慣的思維來看,人民想要時尚整潔的廁所,就要政府花錢來做。政府編列預算,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,回頭又要跟人民追稅。

別以為廁所不花錢,據北市公園管理處估計,光是台北市列管的174座公園廁所,每年的清潔修繕費用就高達8,700萬元。這還不算興建費用,更別提全台灣由政府負責維護的廁所,足足有上萬間之譜。龐大的公共支出,回頭就是龐大的稅金需求。但誰喜歡繳稅呢?各種合法避稅、非法逃稅,官民之間充滿猜忌,整個社會白費力氣。相形之下,德國模式的各個環節,大家都是攤開來談價碼,你情我願的互惠交易,節省多少諜對諜的白功,可想而知。

花錢有種花法,叫「沒收進來卻花出去」
德國模式給我們的啟示是,政府想要做事,不一定只能把錢收進來再花出去,也可以從頭到尾不靠收稅,只用槓桿、施巧力,啟動民間的互惠交易,目的照樣可以達成。

在這個例子裡,德國政府施的巧力就是:授予瓦爾公司夠大的經營空間,讓它能發展模式創新。如果當初政府不讓賣廣告、不讓營利,看到有人賺錢就趕緊打壓,瓦爾公司縱有翻天的本事,也變不出把戲來。

有了這層認知,回過頭,我們來談談「長照險扣除額」這回事。如同前面所說:政府想要做事,不一定只能把錢收進來再花出去。政府花錢的方式,也有一種花法,叫「沒收進來卻花出去」。長照險扣除額,正是這個道理。

大家都知道,伴隨著人口結構高齡化,長照需求將成為沉重的負擔。而政府提供長照服務,又會形成龐大財政壓力,不可能無遠弗屆。如果走全民強制納保的社會保險路線,難免受限於政府規劃、核可的長照服務模式,缺乏了創新需要的空間和彈性。何況全民健保和四大年金的殷鑑不遠,強推社會保險,終究是飲酖止渴。

這時候,用商業保險更具彈性的直接給付,來分攤公共長照服務的壓力,就成為一個可能的方向。因為是直接給付金錢,不會受限於政府規劃、核可的長照服務模式。民間就有更大的空間,來發展各種交易、解決彼此的問題。

所以,我提出長照險扣除額,用稅賦減免來鼓勵民間加入商業長照險,既提高整體社會的長照安全網,也分攤彼此的風險。這就是我所謂「沒收進來卻花出來」的花法。而這種花法,因為留富於民,比政府先收進來再花出去,有更大的空間能發揮。此外,商業的保險理賠金比較不會綁定用途,民眾更可享受其所帶來的彈性、效率和創新,也解決政府稅金支出往往綁定項目所造成的問題。

畢竟我們怎麼知道,將來的長照需求,會不會催生出台灣的瓦爾公司,找出一個羊毛出在狼身上的創新模式,讓企業心甘情願掏錢買單呢?

大公民,要做自己的CEO
這也正是我在質詢中,拿CFO(財務長)的三層境界和林全院長討論,背後的深意。最高境界的財務長,不只能看到收進來再花出去的錢,還要能看到那些不在帳上的價值,進而用不收之收、不花之花的政策槓桿,來創造價值。

能夠做到這點,財務長就不只是財務長,而是有CEO(執行長)格局的CFO。從CFO到CEO,中間這一筆的差距,就在於有沒有善用一枝政策槓桿,在預算、計畫之外,調動廣袤的民間能量。或者至少,費盡心思去找到那枝槓桿,而不是什麼事情都想自己扛起來做。

反過來說,這正是文章開頭,我認為我們應該調整對政府期待的地方。真正能解決問題的,不是無所不能的大政府,而是所有公民對社會、對自己、對周遭的人,一份更深刻的承擔。是更多人像瓦爾那樣,善用自由發展互惠合作,締造出多贏局面。

因為人們才是自己生命的CEO,才是國家的主體。政策規範只是架構屋子的牆壁,人們自由發揮的空間,才是規範存在的理由。惟有我們不再只盯著政府資源分配,希望它作這作那,能回頭看到自己的能耐。未來才不會是你死我活、只談分配的零和世界,而是透過互惠合作,建構出的多贏未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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