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軌世界,才能立足台灣─善待外國人才為何那麼重要?

5月31日,經濟委員會就要排審政院版的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」。回顧一年多以前,我剛進國會就舉辦了「新創產業邁向國際的因應與挑戰」座談會,與會人士針對外籍人才在台工作、居留的困境,提出了許多第一線的觀察和建言,由此啟動了國發會的修法議程。如今看到這部法案終於要交付討論,心中百感交集。

說起改善外國人才來台的就業居留環境,大家直覺就會想到更多外國人來台,會帶來就業衝擊,多少白領工作會被外國人搶走了云云。座談會報導一出,我在PTT上立刻被罵翻,還被冠上「低薪白領外勞之母」的頭銜。帶頭提這個議題,分明是政治上的自殺,但不論是我或者行政院,為什麼還是甘冒大不諱,要提出這個議題呢?

這議題在歷史、政治、經濟的各種面向,我去年已有專文梳理,大家可以一併參考。在審查前夕,我特別想跟大家仔細講一講,改善外國人才的就業居留環境,不會只帶來單方面的就業衝擊,反而是台灣國際化的關鍵。國際化,又為什麼是我們自我提升的鑰匙。當中有兩個關鍵字:「知識」及「分工」。

從邊緣回到核心,國際人才是拉力
先來看這張主計處的統計表,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趨勢:1. 經濟成長率有下滑的趨勢;2. 消費和投資起起落落;3. 國外淨需求,也就是出口,也有下滑的趨勢。這張統計表看起來冷冰冰,傳達的訊息其實令人怵目驚心:那就是國際社會越來越不需要我們提供的商品和服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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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雖然要謹記著蔣碩傑先生的教誨,不該過度依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,對出口產業做出有形無形的補貼,走上只顧著賺錢卻浪擲資源的歧路。但是不可忽視的事實是:台灣是海島國家、資源不算充裕,我們需要出口賺錢,好為進口的資源需求埋單。國際社會越來越不需要我們,是個重大的警訊。

出口萎縮的大環境,當然是包括中國紅色供應鏈在內的其他國家,在這些年迅速崛起,提供了更有競爭力的商品。但別人的進取不是我們可以置喙的,回過頭來還是得問問自己能做什麼。既然過度依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長遠之計,我們還得在別的地方下功夫,那就是第一個關鍵字:「知識」。

這裡說的知識,可不是國民識字率、大學生比率、碩博士人數,這種硬梆梆的統計數字,只要政府砸錢辦教育、廣設大學,就能一飛沖天。而是海耶克所說的,用來滿足需求、面對變化、分散在社會上各個角落的、具體的知識。有了這樣的知識,我們才懂得怎麼善用在學校裡學到的技術、專業,去滿足國際社會的需求。

講白一點:希望國際社會需要我們,那我們就得知道人家需要什麼,才能想辦法去滿足那些需求;得知道什麼樣的產品、行銷能打到痛點、搔到癢處,才能說服人家掏錢;得知道要找誰,才能打通行政關卡、進入當地市場。而這些瞬息萬變的知識在哪裡呢?不在政府公報和教科書裡,而在各行各業的專家和庶民身上,分散在社會上的各個角落。

台灣人才的技術和專業,深獲國際社會好評。但是面對著數位時代和全球市場的變局,如何將技術轉換成性感的解決方案,將書本上的知識落實成人們願意買單的商品、投資人願意押寶的潛力股,卻還缺了點敏感度。「知識」,是我們可以反求諸己,努力加強的地方。針對國際人才招才攬才環境,正是要透過聘用外國人才,將他們的市場知識,導入台灣的產業生態系當中,幫助台灣回到重組的國際價值鏈。

分工是為了創造更多機會
接下來看看去年12月新加坡政府的統計,即使在緊縮的外勞政策下,移工的比例還是高達四分之一。開放的外勞政策,是新加坡立國以來的基本方針,他們不擔心這麼多外籍移工,排擠本國人的就業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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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比1992到2010(1991年以前,新加坡沒有獨立統計本地居民失業率),台星兩國失業率相去不遠,新加坡的失業率也遠低於學理上的充分就業標準。想像中的就業衝擊,似乎並沒有這麼可怕。高所得、高成長、高就業,更是新加坡的標誌。怎麼會這樣?這麼多的工作和收入,是從哪裡跑出來的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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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工作這東西,不像天然資源是你搶一個我少一個,反而在理論上是無限的。工作崗位是人們為了滿足各種異想天開的需求,要提供商品或服務時,彼此分工、截長補短,就會創造出來。正因為移工把本地居民不想做、不會做的工作做了,本地居民才能專注在自己更擅長的工作,提供更為國際社會所需要的服務。這就是第二個關鍵字:「分工」。

好比說前面提到的種種市場知識,產業能不能透過長期市場調研、深耕當地,來掌握到手呢?可以,過去的台商就是這樣幹的。但調研深耕,得投入多少時間資源?數位時代產業更迭如此迅速,又要花多少力氣去更新?與此相對,打造更國際化的職場環境,把外國人才身上的知識調動起來,幫助本地人才與國際接軌,才是事半功倍。彼此分工、互相增長,才趕得上瞬息萬變的國際市場。

我們想要重獲國際社會的重視,就要盡可能調動各種資源、技術和知識,發展專業化的分工,來爭取各國消費者的青睞。要能在全球市場的供應鏈中,找到我們的角色,各國市場才會為更多的工作崗位埋單。不要把經濟當成分餅,只看著眼前的工作崗位,卻看不到對接國際市場,才是台灣真正的活路。(關於供應鏈思維,請參考這篇

法案目前的爭點
原則說完了,回到具體的法案。目前引發疑慮的,最主要是第19條的尋職簽證,和第20條的畢業直接銜接實習。反對第19條的人認為,真正的人才哪會需要一年來找工作,應該是大家搶著要才對。這樣講的人,就太低估資訊不對稱帶來的困境,以及兩造在締結雇傭關係時的種種顧慮了。
從外籍人士的角度而言,移居台灣就業是何等大事,就算是比較沒有機會成本的年輕專業人士,人海茫茫中要找到企業文化、工作性質都對味的企業,談何容易。從企業的角度來看,欠缺共同的生活背景,要甄別眼前名不見經傳的外國人是否稱職,又得多幾分顧忌。

若是較為資深的中高階外籍人士,對應的工作機會本來就少,公司對這類職位的審核、面試也相對嚴謹。要找到合適的工作,花個一年半載是家常便飯。更何況外國人才入境尋職不偷不搶,身上的盤纏還能帶動台灣消費,一旦犯法,照樣該怎麼辦就怎麼辦。揪著一年的簽證期間,挖苦要花時間找工作的不算人才,未免太意氣用事了。

至於銜接實習,其實從2009年發布〈企業及法人申請外國籍學生來中華民國實習要點〉以來,稍具規模的企業早已能合法申請銜接實習。但是企業因此趨之若鶩,大搞假實習真低薪了嗎?我們看個具體的例子:陳宜民委員擔心本法一開放,原本跟中山工商長年建教合作的鼎泰豐,就要轉而找尋外籍學生來血汗一把,排擠中山工商學生了。

但其實根據上述的實習要點,鼎泰豐早就符合資格,可以申請外籍學生來實習了。鼎泰豐為什麼不這麼做?不只是因為人不親土親,而是本地學生有語言、文化上的顯著優勢,又有機會長期培養。相形之下,找外籍學生就算便宜,也未必划算。這正呼應了前面所說的,外國人才有外國人才的優勢、本地人才有本地人才的長處,彼此之間更多的是交相增長的分工,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競爭。

既然長期以來,開放實習已是既成事實,說本法會造成多大的衝擊,就顯得杞人憂天。我們該擔心的,反倒是陳舊的管理文化和低薪的產業環境,無法吸引更多、更好的外國人才,來為台灣的產業升級和國際化做出貢獻。但眼前得先把居留就業的法規環境改善,再來用政策槓桿解決管理文化和產業環境的問題了。

想像一個世界的台灣
每次講到對外開放,總免不了挑動中國威脅的政治神經。委員會的審查當中,針對21條的港澳居民準用,想必也免不了一番討論。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,正是因為顧忌中國,我們更應該要積極接軌世界。更多的各國人士在台灣安居樂業,享受台灣的民主法治、便利宜居、多元文化,讚揚我們即將成為亞洲第一個開放同婚國家的人權高度。無形中就將台灣的興衰利害,和更多國家的人民綁在一起。

就如同柏林,用友善的移民環境和多元的文化交流,激盪出各種創意,成為德國新創的核心基地,我也盼望台灣能成為亞洲,甚至世界的新創基地。其中關鍵的一步,就是在法規上改善移民環境,好讓更多的知識交流,將台灣人的技術和專業,打磨成世界級的產品和商業模式。追根究柢,得要國際社會需要我們的產品和服務,台灣才可能更加富庶。

我衷心希望草案出委員會時,我們能抬頭挺胸地對各國的朋友說:「你看,我們是真的歡迎你的」。因為他們不是外國人,而是和台灣人一起哭笑悲喜、走過大風大浪的夥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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